《金瓶梅》：裸体的中国（2）
金 瓶 梅
裸体的中国
（2）
修“身”的中国
在中国传统社会，身体历来要受精神的控制，而且是被一个僵化的精神所控制。法国哲学家梅洛庞帝说过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我也一直深有感触。他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中国的问题也是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第一条不就是“修身”吗？
可是，中国的全部注意力却全都集中在了对于身体的抑制。甚至严重到对于男性的“阉割”、对于女性的“裹脚”。到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批判也没有忘记从对于身体的折磨开始，戴“高帽”、剃“阴阳头”、“坐飞机”。“文革”的十年，当时把它叫做“灵魂革命”的十年，实际上，谁也没有在灵魂里“闹革命”，倒是货真价实的“身体革命”的十年。口头说的改造灵魂，实际上在做的都是在惩罚身体。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只要一涉及身体，往往就与“色情”和“黄色”联系在一起，《红楼梦》里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儿，叫傻大姐。她捡到了一个类似于春宫图那样的东西，可是，她看不懂，就说是“两个妖精打架”。
而且，我们发现，与身体有关的美学在中国始终没有成长起来。比如说人物画，中国最早的人物画中有一个作品是的画汉武帝。大家有时候在一些图书上能够看到，这幅画中的汉武帝的身体明显不符合比例，腿被画得特别短，上身被画得特别长。你们马上就可能想起来，这很像他们刘家的一个子孙——刘备。刘备，在小说里被描写为“两手过膝”。两手怎么能过膝盖呢？肯定是因为腿短，上身长。可是我们知道，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上身要比较短腿要比较长才会好看。
但是刘备的腿却是短的，在中国人物画里腿也是短的。这说明，观察者根本就没有人体解剖的基本经验，甚至就根本没有认真观察过人的身体。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人认为上身长是帝王之相。因为上身长的人坐在哪里都会显得比别人要高。这就是中国人的想法。所以中国历史上涉及身体的从来就只有春宫图，而且也从来就没有把它当作艺术。山水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的主体，原因也在这里。
每一个现代人都会想到，对于身体的这种压抑肯定会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中国文化里看到的很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包括中国人对他人的那种男女之间稍微有点儿亲切的举动的非常特别强烈的反弹，就是这一压抑所造成的一种心理变态。因为他的心理已经不正常了，所以，他一看到别人的稍微亲昵的举动，就会情不自禁地往那些地方想。我们就看看李逵吧，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水浒英雄从来就是反对“男女关系”的，宋江就曾经宣布过，谁要有男女关系的事，那就是“溜骨髓”，是最丢人的事。
所以，梁山好汉——除了“矮脚虎”王英之外，都是拼命地打熬身体，都是以不近女色为荣的。在这当中，李逵应该是最为典型。但是，李逵还有更加典型的时候。那是在他救过一个女孩儿之后。本来，这应该说是一次英雄之举，但是意味深长的是：晚上李逵却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他梦见什么呢？梦见这个小女孩儿的母亲带了这个小女孩儿来，说：你要是不嫌弃，“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
当然，李逵是看不起“溜骨髓”的，结果，他马上就跳了起来：“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说完了还要加上身体动作，“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梦做得很奇怪？这样的蒙，其实正是身体压抑的结果。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性变态。因此不得不通过晚上做梦的机会，把这种浓浓的心理压抑宣泄出来。
当然，这种对于身体的压抑在中国也不是千年一律，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西厢记》里，我们就看到了“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的身体渴望。这里的“待”和“迎”，其实就已经表达了中国最早的对于身体的渴望和拒绝。中国的青春男女，在“待”和“迎”的矛盾徘徊之间，开始慢慢地触摸到了身体。
还有一个人就更厉害了，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关汉卿，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我还要向烟花路上走。”这样的宣称，似乎是我们所非常不熟悉的，但是这却是真正真实的关汉卿。它预示着：传统的精神传统已经不再真实，唯一真实的，是身体。
1976年生于日本千叶，后到台湾发展，定居台北。
《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有人说，在身体的觉醒的背后是个性的觉醒、人的觉醒。这可能是一种过于理想化了的判断。我认为，这可能还是传统的精神传统过于僵化，已经基本无法面对日益丰富、复杂了的社会生活结果。既然已经普遍对于传统的精神传统的僵化有所觉察，那么，回到早已被疏忽了的身体，就是理所当然，也是不得不然。
打个比方，这无非就是身体的裸奔。过去是在精神领域寻找出路，现在发现，原来根本就没有出路，而且，也并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唯一真实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或者，也可以更准确的说，唯一真实的，就是自己的裸体。结果，《金瓶梅》为我们民族展示的，也就是这唯一真实的裸体。
“身体”的裸奔
《金瓶梅》里有两段话，是上面的情况的真实写照。一段话出自西门庆之口：
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搊乱扯歪厮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月娘笑道“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第57回）
你们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裸奔者的自白？！有一次算命：
西门庆问道：“我后来运限如何？”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说，但八字中不宜阴水太多，后到甲子运中，将壬午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搅，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西门庆问道：“目下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日逢破败五鬼在家吵闹，些小气恼，不足为灾，都被喜气神临门冲散了。”西门庆道：“命中还有败否？”神仙道：“年赶着月，月赶着日，实难矣。”（第29回）
算命算出了这种结果，确实是有点“凶”。可是西门庆根本就无所谓，他对月娘说；“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随心灭。周大人送来，咱不好嚣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罢了。”（第29回）
还有一段话，出自潘金莲之口：
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第46回）
潘金莲与西门庆真是天生一对，是一块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这两个人的性格和做派是非常像的。她关于算命的态度与西门庆如出一辙。再看看她的知己春梅对她的劝慰，应该更清楚他们的所思所想：
春梅见妇人闷闷不乐，说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是非有无，随人说去。如今爹也没了，大娘他养不出个墓生儿来，莫不是也来路不明？他也难管你我暗地的事。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筛上酒来，递一钟与妇人说：“娘且吃一杯儿暖酒，解解愁闷。”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第85回）
“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这几乎可以看做潘金莲、庞春梅们的裸奔了。
西门庆和潘金莲如此，别的人怎么样呢？薛姑子是个尼姑，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者了。可是这个人却毫无敬畏之心，对于信仰也毫无虔诚之意，完全就是个大骗子。书中是这样介绍的：
看官听说，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少年间曾嫁丈夫，在广成寺前卖蒸饼儿生理。不料生意浅薄，与寺里的和尚、行童调嘴弄舌，眉来眼去，刮上了四五六个。常有些馒头斋供拿来进奉他，又有那应付钱与他买花，开地狱的布，送与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晓得！以后，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门情熟，就做了个姑子。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牵引。闻得西门庆家里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频频往来。有一只歌儿道得好：尼姑生来头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头好象师父师兄并师弟，只是铙钹原何在里床？（第57回）
这个人在《金瓶梅》里是出现了很多次的，也是她帮着月娘想办法生孩子。她的出现，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的精神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再想到第8回的“烧夫灵和尚听淫声”和第89回的“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里面的和尚们的表现，那就更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的精神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
应该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普遍发现了已经控制中国人上千年的那种精神传统实际上是虚假的。于是中国人就开始希望回到“童心”。熟悉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的人都知道，这是当时的大思想家李贽提出来的，也得到了著名的文学家袁宏道等许多人的支持。什么叫做回到“童心”呢？也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西方现象学的哲学一样，既然过去的那些观念，那些价值判断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错误的，被当时的社会普遍抛弃了，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加上括号，可是，加上括号以后还会剩下什么呢？一双儿童一样的眼睛，然后我就用这双眼睛去看世界。
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只是——“穿衣吃饭”。对钱的爱好是应该鼓励的，对色的爱好也是应该鼓励的。这就叫做“好货”，“好色”。最有意思的是，甚至连和尚送的药也只是“春药”，可见送的也是“欲望”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潘金莲”扮演者甘婷婷；时22岁。
因此，我们其实也不必去说《金瓶梅》在美学上有如何、如何的创新，我们只需要确认：《金瓶梅》在中国美学中第一次地回到了真实。这就已经完全足够了。中国社会在一两千年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清醒的人。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看见。包括写《三国演义》和写《水浒传》的那些大作家，他们都没看见。他们都以为自己穿了衣服。都以为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道德社会。
但是从《金瓶梅》开始，终于出现了一些有儿童般非常纯真无邪的眼睛的人，包括后来的曹雪芹。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中国社会的孩子。明朝的那些政府文件，明朝的那些道德说教都无法左右他们，他的眼睛里没有了什么精神传统的影响，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明朝的社会生活，结果，他们偏偏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社会。结果，他们看见了两个字：身体，或者说，裸体。
村妇的秋千架
与潘金莲的“微笑”
《金瓶梅》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意象。一个是“花园”，一个是“秋千”，非常有助于理解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身体的觉察。
花园，尤其是后花园，是中国文化中两性关系得以展示的地方。过去我经常说，中国人往往是在前门刚认识，马上就到后花园开始“云雨”。在这中间是没有恋爱过程的。所以，中国的后花园往往就是两性关系的舞台。
不过，中国的后花园事实上也从来是不允许真实的人去踩踏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他们都是那些所谓的“才子佳人”，而这些所谓的“才子佳人”在现实社会里却根本就没有。
比如说《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我们觉得是大家闺秀，可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却考证说：她也就是只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三陪”女，也只不过是一个以卖唱为业的“酒家胡”，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佳人。但是我们一写《西厢记》就把她写成了那个样子。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金瓶梅》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人，看到了真实的后花园。它的主人甚至不再是少女，而是妇女。
“妇女”是一个在中国美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群体。中国人一写就是“少女”，而且还一定要很“少”，动不动就“年方二八”。
但是《金瓶梅》开始意识到了“妇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角度，也就是说，《金瓶梅》不再写那些虚幻的才子佳人故事。作者或许是认为，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过有什么才子佳人，我看到的也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坏人，就是人。就是男人和女人。
你们是否注意到《金瓶梅》中年事最高的靠两性关系赚钱的妇女是多大岁数？这真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小说里前所未有的，王六儿，46岁，孟玉楼，38岁，即便如此，在西门庆死后，她还是又成功地嫁了出去。这就是真实的中国社会了。不再是西施、貂蝉、崔莺莺这些人的后花园，而是王六儿、孟玉楼这些人的后花园。
第二个意象也是一样。过去都是些什么人在打秋千呢？西施、貂蝉、崔莺莺们。“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青衣透。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而现在打秋千的是谁呢？几个妇女。而且按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她们甚至不是良家妇女。甚至不是贤妻良母，而就是一些社会中真真正正的普通妇女。
她们嫁人都不考虑爱情，不考虑感情，只考虑有没有钱，只考虑身体。这些人竟然也上了秋千架。这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一个很大的解构。在中国传统美学里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但是在《金瓶梅》里，它却出现了。你们看：“月娘道：‘我说六姐笑的不好，只当跌下来。’因望李娇儿众人说道：‘这打秋千，最不该笑。笑多了，一定腿软了，跌下来。’”传统的佳人都是笑不露齿的，但是这里却出现了几个放肆大笑的普通妇女；而秋千的忽起忽落，竟然“把李瓶儿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红底衣”，这样的场景，在传统的文学里可以见到吗？绝对不可能啊。
更叫人叹为观止的是，陈敬济作为“姐夫”却来推送，这样的场景，在传统的文学里更是绝对不可能看到。《金瓶梅》推出的，就是这样一些非常真实、非常普通的妇女，这些人，是我们在生活里每一天都能看得见的。秋千和后花园也属于她们。
打个不伦不类的比方，上面的这一切都让我想起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对于身体的关注。比如说《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呢？我在上《美学》的时候曾经有学生在课下跟我讨论，他说：潘老师，很多老师都说说“蒙娜丽莎”如何、如何漂亮，可是我觉得她并不漂亮。当时我跟他解释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蒙娜丽莎”不漂亮呢？
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你是想把她当成你的梦中情人。那你当然会觉得她不漂亮。“蒙娜丽莎”的回头率，就不要说是在中国了，就是在南京也不会很高。但是，为什么《蒙娜丽莎》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呢？不是因为“蒙娜丽莎”的漂亮，而是因为“蒙娜丽莎”的微笑。也就是说，在她之前，西方经历了中世纪一千年的黑暗，既不承认人的精神的存在，也不承认人的身体的存在。但是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西方人普遍意识到，那个曾经的精神传统是不能够束缚他的。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身体的存在，只有身体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也只有身体的快乐才是自己的快乐。那么，是谁最早意识到了千年以来西方社会的这个最大的变化呢？“蒙娜丽莎”。
她首先意识到，我的身体本身是可以给我带来快乐的，我不要借助于那些很虚假的伦理道德。所以，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西方人身体快乐的微笑。我经常说，为什么《蒙娜丽莎》很美呢？美就美在她是千年笑一回啊。所以在她的微笑里我们每一个人才都会感悟到一种心灵的契合、心灵的沟通。
甘婷婷因扮“潘金莲”荣获2011搜狐秋季电视剧盛典最佳女新人奖、2011国剧盛典年度最佳新人女演员
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了“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这就是“潘金莲” 的微笑。这是中国式的微笑，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微笑。这个“微笑”带来的是一种身体的呈现。在《水浒传》里潘金莲只是一个概念，所谓“千古恶人”，例如，你们能够在《水浒传》里看到潘金莲的身体吗？《水浒传》里写潘金莲时也就只写了这么几个字：是个生得妖娆的妇人，可是到了《金瓶梅》里，对潘金莲的妖娆，却有了很多很多的描写。在《水浒传》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潘金莲的抽象的概念，在《金瓶梅》里我们却看到了潘金莲的身体——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也包括她的床笫之私。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过去的小说里，我们只看得到“思想”、看得到“观念”、看得到“道德”，我们看不到“身体”，什么时候我们有过那种对于日常生活的第一感受呢？没有。要么就“赋、比、兴”，要么就“兴、观、群、怨”，再不就是“言志”或者“抒情言志”，但是，身体本身始终是缺席的。
例如，中国的诗歌是最好写的。一帮穷酸文人凑到一起，登哪座、哪座山，也就是到上面刚瞄了一眼，接着却就能写一首什么《某某山记游》之类的诗歌。可是，他真正对那座具体的某山了解得有多少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了解。如果现在我给你们出一个题目，《长江放歌》，我相信所有的同学马上都会“放歌”，可是我如果把这个题目改一下，改为《黄河放歌》，你们写的内容其实也差不多，再改成《秦淮河放歌》，你们写出来的也还是差不多。
这就说明，在中国的文学创作里，是没有“身体”的存在的。而不能魂归身体的写作其实都是死魂灵的写作。写来写去，写的都是死魂灵，因为没有身体。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就说过：“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
而《金瓶梅》的贡献，或者说，我最喜欢《金瓶梅》的地方就在于：在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儒道释这类思想传统，而是具体的故事、细节、场面、人情风俗，等等。它为我们中国历史保存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身体。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做了些什么。
甘婷婷1986年生于安徽芜湖，毕业于中戏。
参演新版《水浒传》中“潘金莲”时22—23岁。
就好像现在的“真人秀”节目。因为我们毕竟不知道这个世界二十四小时之内，某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存在的。我们只知道他在工作场合作报告的时候、发指示的时候，可是，在回到家里以后，这个身体又在做些什么呢？“真人秀”节目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金瓶梅》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身体。西门庆的身体、潘金莲的身体、武大郎的身体、武松的身体，等等。可是，《水浒传》里，潘金莲是没有身体的，西门庆也是没有身体的，武松也没有身体。潘金莲是“淫妇”，西门庆是“恶棍”，武松是“英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他们只剩下了——身体。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地方。因为我们太想知道每一个时代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不光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思想的，我们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么生、怎么死、怎么喜怒哀乐的，他们的七情六欲到底是怎么表现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金瓶梅》是最最真实的。
甘婷婷
它相当于关于中国历史的最最真实的纪录片。它已经不再是政论片了。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政论片。《三国演义》是“论‘统一’之重大意义”，《水浒传》是“论‘招安’之必要性”，而《金瓶梅》呢？它就是生活本身，它有点像“真人秀”。我们一定要强调，在中国美学的历史上，这是身体的一次胜利，也是身体在写作中合法地位的一次有效恢复。
比甘婷婷早的另位“金莲”因算“首演”，当时家喻晓。老练的王思懿1972年生于台湾，1985年开始模特表演，1989年获台北十大模特称号。
“潘金莲” 的微笑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写的不是一般人的微笑，也不是一般女性的微笑，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微笑。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这些女性的身体都是属于“弱肉”的身体。当然，我们哪怕是在中国传统美学里也看到了“弱肉强食”。比如杜甫就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就是“弱肉强食”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传统美学里看到的主要还是“强食”。就是那些掠夺者的身体。
比如赵云大战长坂坡，杀死那么多连排长、组长、小队长之类，但是这些人毕竟也是人，我们只看到了赵云的“强食”，可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弱肉”。那些被他杀死的人，他们的生命感觉是什么呢？他们也会疼痛吗？他们的妻女老小后来是如何生活的？
再比如我们也看到了曹操和刘备的工作状态，他们都是“强食”者，但是，他们手下的那些“弱肉”？那些连排长、那些小兵呢？他们是怎么和曹操和刘备相处的？他们是怎么想办法去迎合曹操和刘备的？他们是怎么想办法在曹操和刘备手下分一杯羹的？这些我们都没有看见，但是在《金瓶梅》里，我们都看见了。
“金莲诚可怜”：“弱肉”者的殊死肉搏在《金瓶梅》里，作为“弱肉”的身体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妇女。而中国的妇女在中国文化里地位是非常低的。在中国，中国妇女除了要受男性要受的所有的盘剥以外，还要受更多的盘剥，例如性的盘剥。从秦始皇的时代，对于女性的性盘剥就令人发指：“后宫列女上万人，气上冲云天”。这个“气”实际上就是中国那种“弱肉强食”之气。而在一般的家庭里，女性所遭受的更多的剥削压也始终存在。
总之，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里，妇女是最受压迫的，妇女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男人负责，男人为自己负责，但是不为妇女负责。打败仗以后，负责和亲的，是女性；国破以后，负责顶缸的，还是女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女性本身就存有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哪怕是在已经有一点儿进步思考的张生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说张生第一次看到崔莺莺就“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上了半天”。
1998年，国产剧《水浒传》
王思懿饰演潘金莲一角。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西门官人了。
他被什么迷住了呢？外貌。这在中国的很多男性身上都可以看到。文学作品里也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女性，她肯定是有美丽的外貌。像简·爱那样的女性主角在中国文化里从来就没有出现。只有一个诸葛亮的老婆，据说是比较丑，但那也只是为了陪衬诸葛亮的伟大，她长得到底丑不丑，我们也不知道。
因此如果需要自报家丑的话，我们就要说，中国的男人们都喜欢玩买椟还珠的游戏，大多不重内容。所谓的道德，也无非是要求女性为男人而守身如玉，苔丝那样的美女，中国的男人也仍旧是不感兴趣的，何况，她还怀了别人的孩子。
当然，这种歧视也有一定的世界性。看一看童话，就会发现。其中的女主人公，都肯定是美女，哪怕是灰姑娘，长得也不会差。美国有一个学者研究了格林兄弟所写的168个童话，结果发现里面大多数是以貌取人的。其中有94％提及相貌，平均每篇13.6次，有一篇114次提及女性的美貌，17％的篇目将丑与恶联系起来，而且在许多故事里，丑女的下场都很惨。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但是绝不会说：“从前有一个公主，她虽然不美丽，但是她很……”如果你这样开头，那么马上就会发现：下面的听众很快就一个都不剩了。那些公主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她们有美丽的容貌，这就是所有的人在这些故事里得到的结论。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既然在中国历史上，妇女一直都处于“弱肉”的地位，而且一直是被“强食”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一个处于被“强食”的“弱肉”地位的女性，究竟是凭借了什么样的身体叙事来进入社会的？这样的身体叙事，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哪怕是像慈禧太后、武则天这样的女性，她一开始是“弱肉”，但是最后却变成了“强食”者，我们除了传递一些“最毒女人心”之类的政治绯闻之外，也始终说不出什么。
潘金莲的故事距离我们要更近一些。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到她是个杀人犯，但是其实关键不在这里，苔丝不也是杀人犯吗？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最主要的不是写她是一个杀人犯，而是写她是凭借了什么样的身体叙事来进入社会的。在这当中，两性关系有什么改变？耻辱指数又有什么改变？身体叙事是怎么使得她成为赢家的？或者，身体叙事是怎么使她成为输家的？这就是回到身体，也是回到有身体体温的写作现场的《金瓶梅》所能够告诉我们的最有意思的事实。
进而言之，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小说中的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往往都是一种“肉搏”关系。我过去看到一个广告，说的是女性有了胸部以后还需要什么呢？脑袋。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培养她的脑袋呢？到服装店。还需要培养什么呢？还需要到书店里去培养她时尚的气质。这个广告所包含的，就是“肉搏”关系。
王“金莲”2000年登上央视春晚。
2007年获首届华鼎奖公众最满意演艺明星。
《金》可能产生了一批“金学会”，
也产生了一批演艺名星。
因为对于在“弱肉强食”社会里处于“弱肉”者地位的女性来说，培养她的外在气质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金瓶梅》里也看到了以身体为炮弹的男女之间的“肉搏”。《金瓶梅》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最真实的中国社会的一角。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我们看不到爱，也看不到性，而且从表面上看，两性之间也没有关系。如果有关那也就只是屠杀和被屠杀的关系、蹂躏与被蹂躏的关系。可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太重要的方面。假设我们把镜头稍微转一下，转到他们的家庭，看到的就会截然不同。
例如，刘备也结了几次婚，而且他的其中一位夫人还是当时的绝色美人儿，只是《三国演义》中没有去写就是了，如果我们把镜头深入到刘备的家庭里，不也是一个《金瓶梅》里面的妻妾成群吗？曹操也是这样，他有好几个儿子，比西门庆的“工作”业绩还要好。西门庆才两个儿子，如果我们把镜头深入到曹操的家庭里，不也是一个《金瓶梅》里面的妻妾成群吗？
王祖贤在1989年也来凑了个热闹
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妇女的“弱肉”的地位，《金瓶梅》还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最最隐秘的一角。这就是：无爱，但有性。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过爱，这当然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里爱根本就没有诞生，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性。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中国人不但对爱没有兴趣，而且对性也没有兴趣。这当然不是事实，看看中国的文革时期，尽管天天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人口却大量增长，就不难猜到中国人回到家里究竟在干些什么了。而这层“无爱，但有性”的中国社会的“窗户纸”最早是被《金瓶梅》捅破的。《金瓶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过去的作品异口同声地说：你要写爱？没有！但是过去的作品还异口同声地说：连性也没有。
《金瓶梅》却告诉你：错了，实际上中国人关起门来是有性的，只是一出门都说没性而已。《金瓶梅》是把“关起门来以后”的情况告诉你了。当然，《金瓶梅》让我们看到的中国人在关起门来的时候都是“虫”，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动物，这固然令我们尴尬，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就是《金瓶梅》的深刻。《金瓶梅》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中国：“一潭死水”的中国。“无爱但有性”的中国。
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金莲”（李香兰饰）；时间是1955年；
地点嘛，会是大陆吗？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无爱但有性”的婚姻在《金瓶梅》里是什么样的？
在方面，潘金莲堪称代表。潘金莲什么都没有，连名字都没有。她的名字只是她身体最诱惑人的部位而已。潘金莲只有下半身。只是一个身体美女。她完全依靠生理特征活着，也完全凭借生理的快感来确证自己仍旧活着。
前面我说过，在第八十五回，春梅就曾开导她：“禽兽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乎？”于是，在没有了人的快乐的同时，她也就绝对不能再失去禽兽也有的快乐了。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弱肉”地位被“强食”的“肉搏”。在《水浒传》里，被“强食”，这就是她的一切了。但是在《金瓶梅》里我们却看到了作为“弱肉”的她的“肉博”。
我们发现，尽管是处于“弱肉”地位，但是潘金莲却绝对不甘心被“强食”的命运，她在进行殊死的“肉博”。这是一个拼尽全部的身体能力来进行“肉博”的女性。每天都在行动，每天都在说话，而且说的话里带着许多比喻，许多俚语和歇后语，非常生动。因为没有爱，只有性，她必须要用她的行动来建立起与异性的特殊关系。看一看《金瓶梅》你就会发现，只要有潘金莲出场的时候就特别热闹。
1964年的金莲（张仲文饰）；香港。
为什么呢？因为她一定要用她身体的活动来证明她的存在。看到潘金莲，你会想起《红楼梦》里的凤姐，凤姐也是每天都在行动，每天都在说话。她是大观园里很少的几个不会写诗的人之一。别人都在写诗，都是坐着不动的，凤姐在干什么呢？在行动。她就觉得：这太可笑了，还不如去捞钱，还不如去弄权更实惠，还不如用身体去征服这个社会更实惠。写什么诗啊？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凤姐相当于中国时代的郝思嘉，她在行动。你要郝思嘉写诗试试，她肯定既不会，也不感兴趣。但是她会行动，她会用她的身体，用她的下半身去争取她的幸福、她的权利。凤姐也是一个每天都在忙碌地行动。潘金莲也是这样，她就是一个美丽的动物，一个性感的动物，也是一个每天嘴巴、眉毛、鼻子都在飞舞的中国女性。
1974年版·胡锦饰“金莲”
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的存在。《金瓶梅》在写到潘金莲时就往往要写她的“二人在房内颠鸾倒凤，似水如鱼。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门庆亦施逞枪法打动。两个女貌郎才，俱在妙龄之际。”（第6回）其实也就是要写出她的身体行动，写月娘时就从来不这样写，就是因为不必要。
性的诱惑，其实就是潘金莲的武器。这一点，连孙雪娥都看出来了：“娘，你还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11回）因此，当有人只看到潘金莲的淫荡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潘金莲辛酸与无奈。金莲被杀之时，书里（第87回）有诗这样咏叹：
堪悼金莲诚可怜，
衣裳脱去跪灵前。
谁知武二持刀杀，
只道西门绑足玩。
是的，“金莲诚可怜”！不过。无论如何，潘金莲这个形象确实是开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的先河。她让很多很多没有思想、没有文化，只有身体的美女浮出了水面。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就会知道《金瓶梅》深刻在什么地方。
情色电影《少女潘金莲》·香港·1994年·李翰祥执导·黄美贞饰潘金莲。她脱了；不过大陆、台、港和日本的“金莲”后来越来越多了。她默默无闻。
西门庆：“强食”者的
病态饥渴
在这方面，西门庆也很典型。西门庆在小说里身居强势的“强食”地位，情场、商场、官场得意。不过，他跟潘金莲一样，也是一个行动者。每天都在行动，每天都在说话。如果你把他想象成一个在茫茫的原野里到处奔跑的一个动物，比如说一匹野狼或者一匹豹子，你立刻就知道了，这就是西门庆。
他的财富是借助于官商勾结、欺行霸市而来，尽管来得很容易，但是却没有成就感，因此只有当他再借助财富去占有一个个女人，而且感受到对于女性的征服时，他才能够体验到自己的价值。也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纪倩儿版·1991年
我们才看到了一个时时刻刻都处在“性饥渴”状态的西门庆。寻求刺激，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而女性则成为满足刺激的对象。因此，家庭被他当成妓院，而妓院却被他当作家庭。妻妾都被他当成了妓女，一次他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孟玉楼和潘金莲在下棋，竟然脱口称赞道：“好似一对儿粉头，也值百十银子”（第11回）。
为了寻求刺激，在他的眼睛里，女性都被分解为器官、分解为部分。喜欢孟玉楼，“只爱你两只白腿儿”，喜欢瓶儿：“爱你好个白屁股儿”。而且，他对自己的妻妾也是口必称“淫妇”。“我把这小淫妇，不看世界面上，就昝死了”这段话就出自西门庆对于潘金莲的要胁。
至于最著名的那段“葡萄架下”的性戏，很多人只看到了淫荡，其实，你们只要看看西门庆是怎样玩弄金莲身体的各部位，并且在玩弄中处处不忘显示自己的主人地位，就不难看出西门庆希望通过“昝死她”的身体管理而达到的“强食”效果。因此，我们在感叹作者的美学眼光之高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我们很多人的美学眼光之低。
温碧霞版·1994年
进入社会的西门庆也仍旧是一个时时刻刻寻求刺激的动物。中国人身上最常见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的病态心理，在西门庆身上表露无遗。包括妻妾在内，书里跟西门庆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有19人，男宠有2人，可是我们发现，西门庆喜欢的，很多都不是美女。
而且西门庆这个人很怪，不喜欢少女，而喜欢少妇，像孟玉楼，就比他还大两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好地献媚于他，这些人更听他的话，更容易给以他病态的刺激的满足。这些人可以更好地满足他的需要。
她们肯说别人不肯说的话，肯做别人不肯做的事，一味来取媚他；他和熊旺的老婆私通时，就问她：“章四儿，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却要求她：“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第78回）在这一要求的背后的病态心理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至于这些妇女竟然在床上喝他的小便，还允许他在身上用香烧炙，就更使西门庆称心惬意，而这也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病态。
不过，这种有身体的美学现场并不仅仅体现在潘金莲、西门庆身上。为了提高自己在西门庆眼中的地位，西门庆的妻妾情妇们实际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第一次地被彻底颠覆了，我们第一次地看到了真实的家庭妇女的“肉搏”形象。那些社会上的各色妇女更是不惜赤身肉搏，只是为了得到些微的衣服、首饰，他们就会毫不忧郁地委身于西门庆。
宋蕙莲在与孙雪娥的对骂中说：“我是奴才淫妇，你是奴才小妇！我养汉养主子，你养汉养奴才！”羞耻指数之低下，令人吃惊。“三陪女”的“娼盛”也前无古人，不但绝无杜十娘、霍小玉式那样的爱情主义者，而且也没有淫荡无耻的下流龌龊者，无非也就是以皮肉生涯为生而已，其他的均与常人无异，你们或许还记得？冯妈妈为西门庆拉皮条时，王六儿竟很有自知之明地推辞说：“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几房娘子，他肯要俺这丑货儿？”（第37回）
审美无能：
《金瓶梅》在哂笑
前面我花了大量的篇幅给你们介绍了《金瓶梅》的美学贡献，相信现在你们对它已经开始刮目相看，也已经不难走出“古今第一淫书”的怪圈。但是，我的剖析却还没有结束，我还必须要回过头来，和你们一起思考，这一切我们过去为什么都看不到？我觉得，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因此而跳开，从中得到更多的美学教益。
我就从中国人审美能力的无能谈起。我经常讲，中国的男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女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爱无能。但是，其实中国人还有一个无能，就是：美无能，或者叫做审美无能。
我逐渐越来越确信：中国人的审美能力是存在问题的。尽管从表面看起来，中国人在美化生活方面有着很高的美化生活的技巧、美化生活的能力，但是在真正的审美方面，能力真的是很差的。可惜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也没有注意到要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国民进行审美能力方面的训练。所以，当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国民阅读《金瓶梅》这样的小说的时候，就会出现前面所说的误区。
黎姿也来了（2003年）
实际上，如果我们受过非常严格的美学训练，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美学眼光有问题造成的。西方的神话里有一个女神叫美杜莎，她是西方神话里的一个专门诱惑男性的魔鬼。她用什么来诱惑男性呢？美杜莎的微笑。这是你们都很熟悉的。
但是，站在美学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她的微笑确实是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可是这并不是她的过错。因为男性也有选择不看她的权利啊，为什么男性自己要看呢？所以，还是因为男性的美学观有问题。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女性、推给美杜莎，是很不负责的。
在讨论美学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一直觉得，审美能力包括美感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基础。有没有美感，有没有审美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人性的标志。所以，我过去讲课的时候经常讲：人性的能力和审美的能力。一定要是健康的和正常的人性的能力和审美的能力。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得是不是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关键。如果没有审美能力和美感，实际上也就没有文明。因为审美能力和美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也是文明的尊严所在。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审美能力和美感是没有力量的。我经常这样想：一个民族如果有力量，那肯定是因为它的审美的能力和美感有力量。
我过去多次跟你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中国知识就不是力量，阴谋诡计在中国倒反而有力量。！我过去也多次跟你们说：爱是一种力量，但是在中国，爱也不是力量。仇恨才是力量！我过去还多次跟你们说：一个民族的文明如果发展得很正常，美应该是一种力量。
名为《武松戏嫂》
原名(《潘金莲》)
但是在中国，美也不是一种力量。美是一种软弱，是一种被人欺骗的代名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知道，美已经不是一种力量了，而是一种点缀，这是中国美学里非常普遍的情况。而这就使得我们的主流美学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红颜祸水”。
对女性的美的欣赏的错误。包括对性的美的欣赏的错误，这种审美能力的无能就导致了一叶障目，也扭曲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学欣赏的眼光。这使得我们中国人一旦遇到了那种反映了比较深刻的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就经常会丧失了审美能力。对于《金瓶梅》的误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很想跟大家讨论的：快感与美感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在美感的生成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从“痛快”到“愉快”的提升过程。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从“快感”到“美感”的提升过程。一个民族的美感如果要正常地形成，就一定要从快感里超越出来。也就是说，美感要从快感里相对地独立出来，这是一个民族的美感能够成熟的关键。借用一个不太规范的词汇来概括，快感，应该是“痛”（宣泄）而后“快”，所以，叫做“痛快”。美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愉快”。就是说，它不完全是“痛”（宣泄）的感觉，没有那种直接的生理的感觉。它是一种相对超越了快感的感觉。
在这里，是否与快感脱离，是我们审美能力高或者低的关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快感就是坏的，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说“食色，性也”，“食”和“色”是人性的根本，也是快感的关键。我并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好“食”是为了维持生命，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见到香的东西，见到甜的东西就喜欢吃。
岛国女优也来了。早川濑里奈(2008年)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含的糖和脂肪会比较多，这正是我们人体的需要。凡是人体不需要的东西，它往往就用“苦”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就不想吃它。所以，好“食”，讲究饮食是一个民族、一个人需要维持他的生命的标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好“色”，也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为了延续生命。
而且，是为了优质地延续生命，是为了找到最好的遗传基因，为了优质地延续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从“食”和“色”里面把美感提升出来，就必须要和“食”和“色”相对地分家。当然，不能绝对的分家，如果绝对的分家就会走向另一个偏向——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偏向了。可惜，这个相对的分家中国却没有完成，因此，中国人的“美无能”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西方的审美能力是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西方身体美学的建立。可是，中国是没有身体美学的。最早的古希腊时候的男性人体的审美，就说明西方人已经能够不动“性”地去欣赏男性的裸体，也就说明已经能够从对身体的快感的享受转向美感的享受了。
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也很难做到。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去欣赏身体而不是去享受身体、占有身体。这也就说明，西方的美感和快感已经相对地开始脱离开了。又过了四百年，西方又有了女性人体的审美。这就是说西方人又开始用一种不动“性”的眼光来欣赏女性的裸体，这也就又一次说明已经从对身体的快感的享受转向美感的享受了。
可是，从中国人在看待《金瓶梅》里出现的身体美学中的误区，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中国，美感和快感在身体问题上的相对独立，是始终没有做到的。我们没有做到对男性身体的独立的审美的观察，我们更没有做到对女性身体的独立的审美的观察。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只能是看作吹牛皮，那就是讲女性身体的美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其实中国人的这种描写都是想象。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观察过任何一个女性的身体。而西方则是真正地面对了一个实在的审美对象。而在这当中，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性的观察，西方人不但能够从饮食而上升到美，而且能够从性上升到美。
可是，“性”却是中国最难过的一关。中国人经常说，“食色性也”，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变一变，叫做“色食性也”。中国人始终有一种快感的感觉，可是那种美感的感觉却始终没有。这是我们在中国人的审美能力里看到的一个非常令我们痛心的事实。
现在金莲仍活跃在即兴文娱舞台
下图：东莞电视台主持人的即兴表演
潘知常（1956－），美学家，策划家。南大教授、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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